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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第一次穿裙子，是在十八岁那年的夏天。

裙子是在网上买的，二手的，三十五块钱，碎花的，腰围大了两厘米。我把它藏在书包最底层，上面压着两本数学练习册，像藏一包毒品。裙子有股樟脑丸的味道，我后来才知道，二手衣服都有那种味道。

那天下午家里没人，父亲在厂里，母亲去外婆家了。我把窗帘拉上，在镜子前面站了很久。

镜子里的那个人，肩膀很宽，锁骨很硬，头发短得像刚割过的草坪。我把裙子套上去，拉链卡在后背中间，拉不上去。我侧过身，努力去够，够不到。我试了三次，最后一次用力过猛，拉链头崩开了，掉在地上，发出很轻的一声「叮」。

我站在镜子前面，裙子挂在腰上，像一条没系好的围裙。

然后我哭了。

——如果这是电影，此处应该有一个很美的慢镜头，配一段钢琴曲。但实际发生的时候，我只是蹲在地上找那个拉链头，找了十分钟，最后在洗衣机底下摸到了它。它弯了。我把它捏在手心里，捏得发烫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裙子叠好，塞回书包最底层。第二天，我把它扔了。

那年我十八岁。距离我真正成为我，还有三年。

我出生在临江市下辖的一个县城，叫蒲县。蒲县有一条河，河上有三座桥，其中两座是后来修的。我父亲在县里的机械厂上班，母亲在超市做收银员。他们给我取的名字里有一个「强」字。我不说全名了，反正你现在也用不上。

我小时候并没有「我应该是女生」这种清晰的想法。那种东西太高级了，像要求一个没吃过榴莲的人描述榴莲的味道。我只有一些零碎的、说不出口的感觉：我不喜欢站着尿尿；我不喜欢夏天光膀子；我不喜欢别人说「男孩子哭什么」；我不喜欢镜子。

我不喜欢镜子，但我又总是在照镜子。我照镜子的时候，会下意识地把脸往某个方向偏，试图找出一个角度，让镜子里的人看起来不像我。这个习惯到现在还在。我拍照的时候永远只拍左边脸，因为左边脸的线条比较柔和。

青春期来得像一场事故。声音变粗的那天早上，我在被窝里咳了一声，听见自己的喉咙里传出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。我整整一天没说话。晚上母亲问我是不是感冒了，我摇摇头。她说，你这孩子，怎么怪怪的。

那个声音后来在我喉咙里住了下来。它一直住到现在，只是被我压低了。

胸毛、喉结、胡子、肩膀、脚。它们一个一个地长出来，像不请自来的亲戚，拎着行李住进我家，还打算长住。我那时候不知道「性别烦躁」这个词。我只知道，每次洗澡的时候，我都不想低头。

十九岁那年，我在网上搜「我是不是女生」，搜到一个论坛。论坛的界面很旧，字体很小，里面的人说话像在打暗号。我在里面潜水了三个月，学会了很多词：跨性别、荷尔蒙、出柜、pass、手术。最后一个词我看了很久。

论坛的置顶帖是一份《新手注意事项》，第一条是「不要相信任何让你先打钱的人」。我觉得这条建议很实用，就截图存了下来。

我把那个论坛的地址存在收藏夹里，藏在「学习资料」文件夹下面。那个文件夹里还有一份我从来没打开过的英语听力。

后来我去了一家省级医院的心理科。挂号的时候，护士问我看什么。我说，睡眠不好。她说，睡眠不好挂精神科。我说，那就精神科。

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戴眼镜，桌上放着一杯泡得很浓的茶。茶杯旁边有一盆仙人掌，花盆上印着「奋斗」两个字。他问我怎么了。我说，我睡不着。他说，多久了。我说，十八年。

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同情。他只是把茶喝了一口，然后说：「你想说的事，可以慢慢说。」

我在那间诊室里坐了一个小时。出来的时候，手里多了一张转诊单，上面写着一行字。那行字我看了很久，看到眼睛发酸。它写的是「性别烦躁」。

——你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十八年的东西，被四个字装进去了。

接下来的两年，是排队、填表、量表、复诊、再排队。心理医生要确认我不是一时冲动，不是被网上的东西带偏了，不是抑郁症的附带症状。我理解他们的谨慎。但我当时想的是：如果一个人花了十八年才敢说出一句话，那句话大概不会是冲动。

我填了很多表。有一张表问我「你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女生是什么时候」。我写了「不记得」。医生说，再想想。我写了「三岁」。他说，有具体的事吗。我说，没有。他说，那就写「不记得」。

——你看，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事，他们却希望我用一张表填明白。

我母亲知道了。她没有打我，也没有骂我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捏着一张纸巾，捏了很久。电视开着，在放一个综艺节目，主持人在笑。她没有看。

最后她说：「你是不是在外面学坏了。」

我说：「没有。」

她说：「那为什么。」

我说：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知道，如果我不做，我活不下去。」

她哭了两天。第三天，她给我煮了一碗面，里面有两个荷包蛋。她把碗放在我面前，说：「吃吧。」我吃了。她坐在对面，看着我吃。我吃到一半，她说：「你爸那边，我去说。」

我父亲的反应比较简洁。他把我房间的门踹了一个洞，然后三个月没跟我说话。

二十岁那年，我离开了蒲县。走的那天，母亲塞给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两万块钱。信封是红色的，上面印着「恭喜发财」，大概是过年剩下的。她说，这是她攒的，让我别告诉我爸。我说，妈，我会还你的。她说，不用还，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。

我坐上开往临江市的大巴，车窗外的县城一点一点变小，最后变成一片灰扑扑的屋顶。我没有哭。我只是把额头靠在玻璃上，觉得那辆大巴开得特别慢，慢得像一头不想上班的牛。

临江市比蒲县大很多，也贵很多。我租了一间十平米的隔断房，月租八百，没有窗户，隔壁住着一对天天吵架的情侣。隔断房的墙很薄。他们吵架的时候，我能听见他们摔东西。有一次他们摔了一个碗，碎片从门缝底下滑进来。

我在一家奶茶店打工，晚上去夜校学画画。我从小就会画画，只是从来没正经学过。

激素是二十岁那年开始的。

第一颗药很小，白色的，放在舌头上，有一点苦。我把它吞下去，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，等了很久。我以为会有什么感觉。实际上什么也没有。窗外的空调外机在滴水，滴在铁皮雨棚上，嗒，嗒，嗒。

变化是慢慢来的。皮肤变软了，体毛变细了，胸开始胀，像有人在我的胸口埋了两颗会疼的纽扣。情绪也变得很奇怪。我本来是个不太哭的人，那段时间会为了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哭，为了一只死在路边的麻雀哭，为一罐没拧开的果酱哭。

我每隔三个月去一次医院抽血，查肝功能、肾功能、雌激素、泌乳素。周医生就是那时候认识的。她说话像念说明书，但每次都会把我的名字念对。

「林雪，指标不错，继续保持，别熬夜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你每次都答应，每次都熬夜。」

「……这次真的不熬了。」

「你上次也这么说。」

我挺喜欢她的。她把我当成一个需要定期维护的、有点不听话的机器。这种态度让我很安心。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「勇敢的人」，也没有把我当成一个「病人」。她只是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查指标的人。

手术是二十一岁那年冬天做的。

手术的全称很长，我记不住。简单说，就是把我身体里那两个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东西拿掉。

那家医院在南方，坐高铁要六个小时。医院在一栋旧楼里，电梯里有一股消毒水和泡面混合的味道。我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：停药、体检、备血、签同意书。同意书上有很多条款，我一条一条看完了。最后一条写的是「术后可能无法逆转」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签了名。

手术前一天晚上，护士来给我备皮。她是个很年轻的女孩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她一边刮一边说，你别紧张，我们主任做过很多例了。我说，我不紧张。她说，你腿在抖。我说，那是冷。

其实是紧张。我紧张的不是手术本身，是手术之后。我害怕自己醒来之后会后悔，害怕自己花了这么大力气，最后发现想要的不是这个。我害怕自己是个骗子，骗了医生，骗了母亲，骗了自己。

麻醉是静脉的。我数到七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喉咙很干，下半身像被一辆卡车碾过。我第一反应是去摸，摸到的是厚厚的纱布和一根导尿管。我躺在那里，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，灯管里有一道细细的裂纹。

我没有哭。也没有笑。我只是觉得，安静。

那种安静很奇怪。像一间一直有人在敲墙的房间，突然不敲了。你不太习惯，但你也不想让那个人回来。

护士来换药的时候，我问她：「以后还要吃药吗？」

——我那时候还不太习惯用「她」来指自己。每次说「她」，都像在说一个刚认识的人。

她说：「要，吃一辈子。」

我说：「哦。」

她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同情。她把纱布贴好，说：「随你。」

——我后来常常想起这两个字。「随你。」不是「恭喜」，不是「可怜」，不是「你真勇敢」。就是「随你」。那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回答。

虽然我当时更想要一杯水。

出院之后，我在临江市的一家设计工作室找到了工作。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叫方姐，抽烟，说话很快，不太管员工的私生活。我做插画，画一些很无聊的东西：奶茶杯上的小熊、房地产广告上的云、儿童读物里的兔子。工资不高，但够活。

我搬到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，六楼，没有电梯，但有一扇朝西的窗户。傍晚的时候，阳光会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像一块被人忘在桌上的黄油，正在慢慢化掉。我在那扇窗户前面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数位板、一盆快死的绿萝、和一面小镜子。

那面小镜子我很少照。但我开始不那么讨厌它了。

二十二岁那年，我在便利店买水，收银员说：「小姐，三块五。」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她是在叫我。我走出便利店，站在路边，手里捏着那瓶水，站了很久。然后我走到便利店后面的巷子里，蹲下来，哭了一场。

那是我第一次因为「被当成女生」而哭。听起来很可笑，对吧。但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在门口蹲了很久的猫，终于被人放进了屋。

当然，也有别的时候。

有一次在公交车上，一个中年男人看了我很久，然后对旁边的女人说：「你看那个，人妖。」他说得不大声，但足够让我听见。我没有回头。我只是把耳机的声音调大了一点。耳机里放的是一首很吵的歌，吵到我什么都听不见。

那天我坐过了三站。我本来应该在超市那站下车，结果坐到了终点站。

回家之后，我在镜子前面站了半个小时，看自己的喉结，看自己的手，看自己的肩膀。我把头发放下来，又扎起来，又放下来。最后我对自己说：「林雪，你是个女生。别人怎么说，不影响这件事。」

这句话我说了很多年。说到现在，它终于有点像真的了。

——好了。关于「我如何成为我」的部分，大致就是这些。

我知道，你可能觉得我讲得太轻松了。又是哭，又是笑，又是「随你」，像一篇公众号文章。但事实是，那些事发生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觉得轻松。我只是在事后，把它们修剪成了一个可以讲出来的形状。修剪的时候，我剪掉了很多东西。比如疼。比如具体的疼。

我现在二十四岁。独居。有一只叫「年糕」的猫，是楼下捡的。年糕是一只白猫，很胖，很凶，每天早上六点踩我的脸。我有一份饿不死的工作。有一个叫阿桃的朋友，每周见我一次，每次都要点评我的发型。有一个母亲，偶尔发微信，内容通常是「吃饭了吗」和「天冷了多穿点」。有一个父亲，不联系。

还有一份每三个月一次的血检报告。

那天从医院出来，我坐在公交车上，看着窗外的雨。手机响了一下，是医院的复诊提醒。我盯着那条提醒看了几秒，然后想起电梯里那个女孩。

她说她叫雪怜。雪的雪，怜爱的怜。

她说，下次来复查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按一下自动贩卖机的按钮。

我把手机收起来，看着车窗上的雨痕。雨痕一条一条地往下滑，像有人在玻璃上写字，写到一半又擦掉。

我对自己说：下周不去也行。反正护士会帮她。

然后我又想：可是她想喝热可可。

——你看，人就是这样。明明连自己的生活都管不好，却会因为一罐热可可，决定再去一趟医院。

而且，我确实有一张化验单没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