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去过医院三次。
第一次是开庭前。我提着一袋东西,里面是她的睡衣、毯子、那把用嘴叼着的笔,还有一本她没看完的侦探小说。我走到住院部的前台。护士问我,找谁?我说,雪怜。她说,哪个雪怜?我说,没有手没有脚的那个。她看了我一眼,说,你是她什么人?我说,我是照顾她的人。她说,她说了,不见你。
我说,我把东西放下就走。她说,你放在这里吧。我把袋子放在台子上。袋子倒了,毯子掉出来。我蹲下去捡。我听见护士说,你以后不要来了。我说,好。
我没有走。我坐在医院大厅的塑料椅子上。椅子是蓝色的,很硬。大厅里有很多人。有人推着轮椅,有人举着吊瓶,有人蹲在墙角哭。我看着他们。我想,这些人都有权利坐在这里。他们有权利等。他们有权利见一个人。我没有。
我坐了三个小时。后来我看见阿珍从电梯里出来。她提着一个保温桶。她看见我,停了一下。她说,你还来干什么?我说,我来送东西。她说,东西呢?我说,前台。她说,你走吧。我说,她怎么样?她说,她很好。我说,她吃饭了吗?她说,吃了。我说,她晚上睡得着吗?她说,比在你那里睡得着。我说,她的残肢还疼吗?她说,医生在给她做康复。我说,她需要人翻身。她说,护士会翻。我说,她怕打雷。她说,我知道。我说,她睡觉的时候要把枕头垫高。她说,我知道。我说,她吃不了太咸的东西。她说,我知道。我说,她——
阿珍说,林雪。
我停下来。
她说,你现在说这些,有什么用?
我说,我不知道。
她说,你走吧。你再不走,我叫保安了。
我说,好。
我站起来。我走到门口。我回过头。我看见阿珍进了电梯。电梯门关上了。我站在门口,看着那个数字从一楼跳到五楼。我知道她在五楼。我知道五楼的走廊尽头有一间病房。我知道那间病房的窗户朝南。我知道下午三点的时候,阳光会照到床尾。我知道她喜欢把脸转向阳光。我知道她怕风。我知道她睡觉的时候会把手——她没有手。她会把残肢缩在胸口。我知道她的一切。可是我不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。
第二次是开庭后。我带着法院的判决书。我想,也许她看见判决书,会愿意见我。我走到前台。还是那个护士。她说,你怎么又来了?我说,我带了判决书。她说,她不想见你。我说,你告诉她,我判了。她说,她知道了。我说,她怎么说?她说,她什么都没说。我说,你让我上去。她说,不行。我说,我就在门口看一眼。她说,不行。我说,我跪下来求你。她说,你不要这样。她说,你再这样,我叫保安了。
我没有跪。我站在那里。我的腿在抖。我听见大厅里有人在叫号。我听见电梯门开了又关。我听见外面在下雨。我说,好。我走了。
第三次是秋天。我没有带东西。我只是想看看她。我知道她每周三下午做康复。我坐在医院对面的公交站台上。站台有顶棚,可以挡雨。我从两点等到四点。我看见一辆救护车开进去。我看见一个老头在门口抽烟。我看见护士推着轮椅出来。轮椅上坐着一个女人。她的头发剪短了。她穿着一件黄色的外套。她的袖子是空的。她的脚——她没有脚。她的轮椅旁边跟着阿珍。阿珍在跟她说话。她笑了。
她笑得很好看。她的眼睛弯起来,像两个月牙。她的脸被阳光照亮。她的嘴唇在动。她在说话。她的声音一定很轻。她以前说话就很轻。她说「咸了」的时候,像在说一个秘密。
我想站起来。我的腿没有动。我坐在那里,看着她。她离我大概三十米。中间隔着一条马路,一排栏杆,一个保安,还有三年还是四年,我算不清。她转过头,往我这边看了一眼。我低下头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我。我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,戴着一顶帽子。我像一个普通的路人。她大概没有认出我。
等我再抬起头,她已经不见了。
我坐在站台上,一直坐到天黑。雨停了。路灯亮了。我拿出手机,找到她的号码。那个号码是我给她办的。她从来不用。我按下拨号键。电话响了一声,我就挂了。我怕她接。我也怕她不接。
我回到家。我写了一封信。我写:雪怜,我今天看见你了。你穿黄色的外套很好看。你笑了。你笑起来像以前一样。我写:我不再打人了。我把门锁拆了。我写:你的猫,我听说阿珍把它养得很好。它还是很胖。它还会开门。我写:漠河的雪,我查过了。冬天的时候,火车可以到。你如果去,记得穿厚一点。我写:我不说对不起了。你说过,我每次说完,下次还会犯。我这次不说了。我写:我只想说,那年在雪地里,你抬头看雪的时候,很好看。
我把信装进信封。我没有贴邮票。我不知道她的地址。我知道她在医院,但我不敢去。我把信放在抽屉里。抽屉里还有那把锁。锁已经拆下来了。我把信和锁放在一起。我想,等哪天我敢了,我就把信寄出去。
可是我一直没有敢。